首先我非常感謝，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目，既是大題目也是好題目，對你們研究人員來講可以說這是一個很光榮的任務。我在外面很長時間，芬蘭待了十四年，愛爾蘭待了五年多，但是我回憶起來，印象最深、最難忘的還是澳門，而且是一個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很榮幸受邀參加這次的研究項目，和大家聊聊澳門的事，和老朋友相見也非常高興。

說起澳門的話，我就說說我這本《見證澳門回歸祖國》的書。我是1989年底去的澳門，去澳門以前實際上中葡談判整個過程我都是知道的，周南副部長就中葡談判事宜反覆向姬老請示，而我當時在國務院任姬老的秘書。1991年，我從澳門被派往中央黨校學習，前後去了兩次，當時大家對港澳回歸都很關注，尤其是在理論界。

我記得當時很多人“一國兩制”還心存疑慮，對什麼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能不能成功等問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還有一些人提出“一國兩制”是否違背馬克思主義精神的疑問。

由此可以看出，大家心裏是存在疑慮的。中央黨校包括教研室的人員聽說我是從澳門來的，同時又在姬鵬飛主任那裏工作過，就請我去支部、班級交流關於“一國兩制”的理論依據。

因為有這樣一個題目，我就要從馬列主義理論角度回答有關“一國兩制”問題。從效果上看是不錯的，大家都來聽。當時中央黨校有一個規定，就是每個人學習之後要交一篇論文，最後他們和我商談，是否可以就“一國兩制”理論方面，從馬克思主義角度出發寫一篇文章，我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很認真地查找材料並完成了任務。

最後中央黨校很高興，說要發單行本，那時我也不敢太張揚，因為當時離香港、澳門正式回歸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且香港和澳門能不能做到順利回歸，不完全取決於中方，還有英國和葡萄牙的因素。如果它們都不配合，鄧小平講過：

但是另外的方式究竟是什麼方式，他沒有明確說肯定必須用武力，如用另外方式收回了，以後要不要“一國兩制”就是另外一回事兒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沒有馬上發行單行本，文稿除給澳門新華社同事冼為鏗看過沒有給別人看。後來《澳門日報》的李成俊社長到我辦公室來了，說知道我就“一國兩制”理論寫了一篇很有高度的文章，就問我可不可以給他看一下，我說：

我當時擔心這是一篇關於“一國兩制”理論方面的探討文章，不知道是否值得發表，另外也不知道澳門人民是否感興趣。李社長說沒有問題，我就同意在《澳門日報》上以“馬耀”的名義發表了。

用“馬耀”這個名字是因為過去《澳門日報》上經常有一個“馬馳”寫文章，是一個集體的筆名，所以我也用了一個“馬”字，“耀”就是我的名字，所以取名“馬耀”。發表之後影響還是比較顯著的，下面我就來詳細說一說這個文稿。

接下來我就詳細地解釋一下：

根據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有關論述和《中英聯合聲明》、《中葡聯合聲明》以及已頒布的《香港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一國兩制”戰略構想的基本內涵是：

現行法律基本不變，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不變。它的立法機關、政府由當地人組成。祖國統一後，對台灣的政策更寬一些。“所謂更寬，就是除了解決香港問題的這些政策可以用於台灣以外，還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²。”

(1) 堅定的原則，即堅持一個中國，國家主權、領土必須完整統一，決不容許分裂，也決不容外人插手、干擾。這是“一國兩制”構想的根本立場。

(2) 現實的態度。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尊重歷史，尊重現實，保留差異，求取大同。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精神。

(3) 全新的概念。古今中外，不論是在文化傳統上，還是在政治理論上，人們一直受一種傳統觀念支配，凡一個國家實現統一後，都大體上實行一種單一的政治制度，即“一國一制”。即使在極個別的特殊情況下出現過不同制度並存的現象，但實行不同制度的地區之間的關係也是極不穩定、極不和諧的，最終要通過非和平方式消滅另一制度。

如果從中國傳統觀念去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只有採取非和平方式之一途，就根本不會有“一國兩制”的構想。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領導人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和高度的政治智慧，突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為中國的和平統一展現了嶄新的境界。

(4) 法律的保證。

第31條的規定，不是原來就有的，而是為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之後特別加上的。

1997年和1999年中國先後恢復行使香港和澳門主權後，港澳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由基本法明文規定，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台灣問題解決後，也將制定“台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用國家立法的形式保證這些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變。

一國之內的不同地區的不同制度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它們之間應是互不傷害，和平共處，互相補充，共同發展。它們在發展中也必然會發生一些爭議和糾紛，遇有這種情況就不能訴諸暴力和戰爭，必須在憲法和基本法的範圍內通過法律的途徑和平解決。

(5) 深遠的意義。 “一國兩制”首先是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但它的主要着眼點是爭取儘早消除海峽兩岸的對峙狀態，以利於兩岸同胞的往來和經濟交流。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完成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大業，這既有利於台灣的安定繁榮，有利於大陸的社會主義建設，又有利於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所以，“一國兩制”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中國。

(6) 民族的特色。 “一國兩制”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在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同時存在時，往往都能以民族利益為重，顧全民族大局，聯合起來一致對外。當前，在實現祖國統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大目標下，只要愛祖國，愛人民，雙方之間的任何矛盾和對立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只能用商議、談判的方法來解決，可以不用武力來解決，這表達了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對祖國、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共同的民族心理。可以說，“一國兩制”的紐帶是民族感情、民族凝聚力，是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的民族願望。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史，由於近代的反動統治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它蒙受了屈辱，沉睡了幾個世紀。

現在，我們這個東方古老的民族已經站起來，立於世界之林。在權衡祖國統一與在部分地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這兩個問題上，中國政府首先考慮的是祖國統一的大局，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這是民族統一、主權獨立高於社會制度、高於意識形態的表現。所以中央黨校非常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因為當時這方面發表的文章比較少，所以大家聽起來比較新鮮。

“一國兩制”是站在整體民族利益上進行考量的，很多人質疑說提出“一國兩制”是不是只為了照顧香港和澳門的利益，我和他們說“一國兩制”的提出是站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上，而不是僅僅站在香港和澳門的利益上進行考量的。

(7) 高度的信任。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和政府由當地人組成，不是由北京派員去治理。這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港澳台同胞的高度信任。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人士談了一席話，他說：“要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的，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

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裏，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侮辱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改造了中國的形象。中國今天的形象，不是清政府，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蔣氏父子創造出來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造了中國的形象。凡是炎黃子孫，不管穿什麼服裝，不管其立場是什麼，起碼都對中華民族有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這種民族自豪感的。

香港人是能治好香港的，要有這個自信心。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要相信我們中國人是幹得好的，要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的³。”這是鄧小平當時在中英談判期間說的，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這裏還有一個界限和標準的問題，那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澳人士來治理港澳。未來治理港澳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成員是愛國者。什麼是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港澳的主權，不損害港澳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信什麼主義，都是愛國者。

所以，愛祖國、愛香港、愛澳門是對未來特別行政區管治團隊成員的最低要求。港澳同胞中絕大多數是愛祖國、愛港澳的，他們有理想、有志氣。他們具有舉世公認的聰明才智和拼搏精神，熟悉本地環境和資本主義管理方式，在擺脫殖民主義之後，自然會以十倍的熱情和信心發揚當家作主的精神，完全有能力將港澳管理得更好。

“一國兩制”的構想是經過了一個時期的醞釀，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形成和提出的。

鄧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會見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時說：

“一國兩制”最早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國兩制”的構想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對港澳政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重大發展。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之後，中國政府曾多次闡明對香港、澳門的立場，即香港、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英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不承認葡萄牙對澳門長期佔領的既成事實。對於這兩個歷史遺留問題，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之前暫時維持現狀。這是中國政府當時的立場和態度。

1972年3月8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致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主席的信中重申了中國政府的立場，指出：

20世紀70年代末，隨着“新界”租期屆滿日趨接近，英國方面希望了解中國對解決香港問題的態度。葡萄牙方面也很關注澳門問題。港澳的中外投資者均對港澳的前途表示關切。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全國人民同心協力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祖國統一和維護世界和平三大任務而努力奮鬥。妥善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及澳門問題，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

1979年元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宣布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1981年國慶前夕，葉劍英委員長發表了九條聲明，明確提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台灣現存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從這裏不難看出：“一國兩制”的完整思想已經形成，只是還未使用“一國兩制”的名稱而已。這就說明了“一國兩制”是從台灣問題提出來的。

1982年9月，中顧委主任鄧小平會見來訪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第一次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

據此，中國政府開始制定對香港、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同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一國兩制”的思想得到確認和反映。

這一條非常重要，它為祖國和平統一後推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證。

1984年10月15日，北京《瞭望》周刊第42期發表了題為《一個意義重大的構想——鄧小平主任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文章。文章談到鄧小平同志最近在會見外國客人和港澳同胞時，對“一國兩制”的構想做了精闢的論述。他說：

並就中共提出“一國兩制”的背景、條件、依據、前景、意義等做了全面的闡述。

(1) 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這是和平統一祖國這一戰略思想方針的最後確立。

(2) 以1981年9月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九條聲明為標誌，這是對和平統一各項具體方針政策的全面闡述，和平之路更清楚了。

(3) 以1984年10月《瞭望》雜誌發表的鄧小平同志談話為標誌，把各項具體方針政策上升到“一國兩制”的理論高度加以認識。這樣，有關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就成了有理論、有政策措施和實實在在的構想了。

(1) 香港、澳門必須收回，祖國必須統一。

(2) 至少五十年不改變香港、澳門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並充分保證兩地區的穩定、繁榮；現在是說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也不需要變。

(3) 不妨害英、葡及其他國家在港澳的經濟利益。

香港和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有力地證明“一國兩制”構想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是切實可行的。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有許多理論依據，諸如對立統一的規律，事物發展中的不平衡規律，沒有“純粹”的國家和社會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而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則是其諸多理論的核心依據和出發點。

馬克思主義認為，對立統一的規律，是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普遍規律。它為“一國兩制”的構想提供了基本的理論依據。

香港、澳門和台灣，就其社會制度來說與大陸是截然不同的。大陸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香港、澳門和台灣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從性質上說，二者是對立的。但是，它們之間又存在許多共同點和一致性，這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民族問題上的一致性。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裏，“國家”一詞既指社會的政治組織，同時也指一種特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會的環境” ⁴。國家的產生歸根結底是以社會經濟發展為前提的，但它也是由一定的地域、民族、文化等歷史聯繫所形成的。

中國是一個具有數千年文明的多民族的地域廣闊的國家。各民族之間的共同性、一致性是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生活在社會主義內地（大陸）的人民，還是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香港、澳門和台灣的同胞，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都是中華兒女。

儘管他們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差異甚至對立，但共同的民族歷史、民族感情、民族習慣和民族心理把他們聯繫在一起。這種共同性決定了他們在祖國統一大業的根本問題上是一致的。近年來，廣大港澳同胞為祖國即將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所表現出的熱忱和喜悅，並非表明他們擁護和贊同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能說他們有了共產主義的信仰。

廣大台灣同胞盼望兩岸統一，也不是他們希望改變台灣的現行制度。他們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自立自強，為了祖國的興旺發達而高興。這種炙熱的民族感情、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共同富強的民族要求，是內地（大陸）人民和港澳台同胞以及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港澳台的資本主義制度能在一個國家內和平共處的基礎。

第二，經濟利益上的共同點。在現代國際社會生活中，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已不再是截然對立的，它們共存於世界市場中。就香港、澳門而言，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港澳在世界市場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內地需要這兩個最鄰近、最方便、最有利的國際貿易市場來加速自身的發展。

通過港澳經濟的中介作用，可以從資本主義世界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現代化生產的經驗，掌握國際經濟信息；內地的原料和產品可以通過香港、澳門打入國際市場，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獲取寶貴的外匯資金。

另一方面，香港、澳門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繁榮，也需要內地廣闊的市場作為支撑。香港、澳門本身缺乏資源和市場，加工業和轉口貿易在港澳經濟中佔有很大比重。離開了廣闊的內地市場，港澳勢必喪失其在世界市場中獨特的經濟地位，要想保持它們經濟發展的勢頭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海峽兩岸都以發展經濟為重點，都在搞社會化大生產、商品化大生產，都在搞對外開放，難道就做不到“肥水不流外人田，互收取長補短之益”嘛！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把國家與其以前的氏族組織做過一番比較。他認為二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三點：

這些都是舊氏族組織所不曾有的。社會的治理之所以需要特殊的“公共權力”，在奴隸制國家出現之後主要是為了控制奴隸使之服從。隨着文明時代的到來和發展，國家的職能也不斷發生變化。

在恩格斯看來，國家是在階級鬥爭衝突中產生的，又是為控制階級對立而產生的。國家的出現不是為了擴大矛盾、加劇衝突，而是“應當緩和衝突”，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還能起到“階級鬥爭調停人”的作用。

“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正是恩格斯上述思想的最新實踐。當時中國的現實是國家分裂，還未統一，內地（大陸）實行社會主義，香港、澳門和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就其根本性質來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對抗性的矛盾。通過中英協議和中葡協議，用“一國兩制”的形式妥善地解決了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把本屬對抗性的矛盾化解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國家已起到了“階級鬥爭調停人”的作用。

至於台灣問題，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

“一國兩制”所起的“緩和階級衝突”的作用，甚至超越了恩格斯當年的思想。恩格斯講的，是在“一國一制”內國家充當兩個階級的調解人；而“一國兩制”則是中央政府充當兩種制度———內地（大陸）社會主義制度和港澳台資本主義制度的調解人。“一國兩制”使兩種制度、兩個階級的矛盾衝突，在一國之內得到緩和並在新的國家模式下各自得到發展，這是完全行得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揭示了歷史辯證法的真諦，提出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無產階級革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但這絕不是說社會在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應該廢除一切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

與此相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歷來都否認那種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理論，並明確地闡述了可以保留一定的私有制，利用資本主義，實行兩種制度交叉存在進行“過渡”的原則。

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曾明確提出：

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曾明確提出：

列寧對此深刻地回顧說：

列寧清醒地估計了戰時共產主義的錯誤，根據蘇俄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於1921年春果斷地實行新經濟政策，結束了為時三年的“直接過渡”時期。列寧指出：

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論述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保留一定形式的私有制經濟，利用資本主義，實行兩種制度交叉存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是馬克思主義過渡學說的一項原則。

今天，世界處於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前進的轉變時期。在人類歷史的社會經濟形態轉折時期，兩種對立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交叉並存，正是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生產關係要適合生產力狀況規律的表現。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是人類社會前進的偉大轉變。不是一代人或幾代人所能實現的。不同制度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並存，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如今，我們順應當代歷史的這一潮流，不是去抵制它，而是積極扶持其結合，促成其發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

談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時，鄧小平曾說：

中共中央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兩種制度交叉存在的原理，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做出實行“一國兩制”的決策，是馬克思主義過渡學說的偉大實踐，必將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開拓更加廣闊的道路。“一國兩制”不是鄧小平隨機決策的，而是有歷史根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預言以和平發展的道路取代資產階級統治的問題。

早在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就曾經設想像英、美這樣的國家，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

他認為，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後，那麼，在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進入新社會。

列寧也曾設想俄國革命也有和平發展的可能。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根據一定時期的革命任務，堅持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為實現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轉變，提出了很好的設想。例如，解放區建立“三三制”政權；解放後允許西藏保留農奴制度。

當然，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毛澤東，他們所曾設想的革命和平發展，都由於後來革命形勢的急劇變化，沒有成為現實。但是，他們的理論原則是正確的，具有普遍的意義。

“一國兩制”的構想，正是對這一原則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如果說，歷史上和平過渡還只是一種設想，並沒有實踐的成功經驗的話，那麼，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的情況就不同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我國對外政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國兩制”的設想已經有了充分的現實可能性。

第一，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一國兩制”不僅沒有改變這一原理，而且是實現這一構想最充分的根據。我們的“一國兩制”不是“三民主義”條件下的“一國兩制”，更不是殖民地條件下的“一國兩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的“一國兩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讓中國繁榮富強。這種歷史的邏輯，不是任何人的強迫命令，而是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客觀要求。

第二，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是“一國兩制”戰略決策的重要條件。香港、澳門從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回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是主權國應有的權利。收回香港、澳門，表達了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的強烈願望。台灣各族人民也懷着“國共和談，祖國統一”的願望，強烈要求台灣當局對大陸實行開放政策，開展“三通”和文化、體育等方面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文化傳統，像一根割不斷的紐帶，緊緊地將兩岸人民聯繫在一起，台灣當局也明白，只有維持一個中國的政策，才可避免政治與社會的不穩定。

第三，最主要的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強大。

沒有我們的強大，港澳居民很難接受“一國兩制”。同樣，因為我們強大，我們才敢於讓香港、澳門、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我們說，五十年不變，甚至一百年不變，並不等於千秋萬代不變。我們憑藉着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強大武器，我們堅信在兩種制度的和平競賽中，資本主義不但不能動搖我們的社會主義基礎，反而社會主義可以勝過資本主義。

“一國兩制”以和平共處思想為理論依據又賦予其新的內容。

和平共處的思想是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後作為處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相互關係的政策最先提出來的。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在忠實履行無產階級國際義務的前提下，除了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武裝侵犯進行必要的自衛外，願意同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共處關係。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並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雙方的經濟貿易關係。

1954年，我國政府在同印度政府簽訂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年4月，周恩來總理在亞非萬隆會議上再次重申了這些原則，並為會議所接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尊重各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實踐證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處理一切國家關係的基本準則。它不僅適用於指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關係，也適用於指導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實際上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顯然，這是對和平共處原則的靈活運用和發展。當然，它跟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共處不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一國之內兩個組成部分都共同遵守憲法並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中央政府領導下活動，聯結兩個組成部分的紐帶是熾熱的民族感情、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民族榮譽和願望。香港、澳門、台灣同胞都是中華兒女，儘管長期與祖國分離，但是都有一顆中國心。實現民族統一、國家的繁榮富強，是廣大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因此，內地（大陸）的社會主義同港澳台的資本主義可以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平等相處。這就是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兩種對立的社會制度能夠長期共存、和平共處的政治基礎。

(2) 在現階段中國特定條件下，實行社會主義的內地（大陸）與保留資本主義的香港、澳門和將來和平統一後的台灣，在經濟上存在互助互利、共同發展的關係。就香港、澳門來說，它們背倚內地，通向世界。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自由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重要經濟地位，與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港澳的繁榮和發展，得到了內地的支持。

幾十年來，如果沒有內地廉價的原料、大量的食品和淡水供應，以及對其產品輸入內地所給予的優惠待遇，它們的繁榮是不可能的。台灣亦是如此，儘管它目前經濟發展較快，但其整個經濟是脆弱的，經不住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衝擊。它的弱點，只有在實現“一國兩制”後才能得到克服，因為祖國內地（大陸）地大物博，物產豐富。

隨着“四化”建設的蓬勃發展，既可以保證其經濟發展需要的一切資源，又可以提供一個13億多人口的廣闊市場，前景是無限的。另外，內地（大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需要香港、澳門、台灣的支持。我們可以直接從港澳台或者通過這三個門戶和橋樑，引進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並不斷擴大我國的原材料和產品的出口貿易。

此外，還應看到，香港、澳門、台灣同內地（大陸）的其他經濟特區以及沿海開放城市相互配合、彼此協作，實行內聯外放，必將大大加快我國“四化”建設的速度。內地（大陸）與港澳台這種取長補短，相互支援和促進的關係，是兩種制度可以長期共存、和平共處的經濟基礎。

利用資本主義，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國兩制”構想的理論依據。列寧曾多次闡述利用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考慮怎樣在一個小農經濟佔優勢的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問題時提出：

他又在《論糧食稅》一文中寫道：

列寧的這一戰略思想，給我們的啟發是非常明確的，即經濟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要趕上和超過在經濟和科學技術上佔優勢的資本主義國家，應該利用資本主義世界已經積聚起來的大量資金和科學技術成果。

誠然，列寧當時提出的對資本主義的利用，還只局限於在社會主義政權下，允許某些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存在和引進，利用資本主義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並沒有提出在一個地區保留完整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

因此，我們黨從祖國統一和四化建設大業出發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是基於列寧關於“利用資本主義促進社會主義”的戰略思想，而且又有創造性的發展。其好處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實行“一國兩制”，可以使我們在本國利用局部的資本主義特區，來促進和加速全域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就是利用國外的資本來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利用和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設備是不容易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會真正希望我們富強起來。引進它們的設備，一是要價很高；二是不給尖端設備。以各種藉口對我們實行制裁、封鎖、禁運。

其目的之一就是使我們國家永遠貧窮，永遠落後於它們，與它們保持差距。美國規定中國留學生不能接觸先進技術，日本公開說要與中國保持至少十年的距離。實行“一國兩制”，我們可以在本國的條件下利用自己局部的發達資本主義特區來促進和加速全域的社會主義建設。

(2) 實行“一國兩制”，可以使香港、澳門和台灣的資本主義特區，發揮觀察、傳遞世界新信息的“窗口”作用。鄧小平把經濟特區的作用概括為“四個窗口：技術的窗口、知識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對外政策的窗口”。“窗口”是個形象的比喻，它既可以從內向外看，又可以從外向內看，這對於及時掌握和傳遞世界各方面發展的新信息無疑起着重要的作用。現代世界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的發展，越來越使世界各國成為一個整體，誰都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不及時掌握及吸取資本主義先進的科學技術、文明成果和最新信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趕超發達國家是不可能的。

香港、澳門、台灣，特別是香港作為“世界經濟特區”，與各發達國家聯繫緊密，信息靈通，是可以隨時掌握世界經濟、技術發展的晴雨錶：及時吸收外國多樣性的有用知識，直接了解最新的世界市場信息，迅速輸送給祖國內地，從而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

(3) 實行“一國兩制”，可以使香港、澳門、台灣經濟資本主義特區，發揮內聯外放的橋樑作用。僅就香港和澳門來說，它們背靠祖國內地，面向東南亞和南太平洋，是東西方經濟貿易交流的重要樞紐，是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溝通的重要橋樑。

一方面，我們可以利用港澳的特殊地位和條件，從資本主義世界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可以通過港澳聘用外國專家，為我國培訓人才，促進我國的智力開發。同時，世界各國和有關的國際組織還可以通過港澳這一特殊橋樑，繼續向中國投資，同中國做生意。

另一方面，實行“一國兩制”後，港澳台作為我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三個特別行政區，同我國沿海的上海、大連、天津、廣州等港口城市互相配合和協作，實行內聯外放，打開國際市場。在廣度和深度上發展我國對外經濟貿易，從而加快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進程。

毛澤東同志關於兩類矛盾學說的一個根本觀點，就是明確指出人民是個歷史的範疇，在不同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容。“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堅持和發展了這一重要思想。

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

這說明人民是個歷史的範疇，它的內容要隨着歷史的發展而變化。我們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鬥爭中總是隨着歷史實踐的發展，根據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中心任務，以及各個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來科學地確定敵我的界限，提出人民與敵人概念劃分的標準。

之後，毛澤東同志又指出：

毛澤東同志的這一科學劃分，正確地反映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團結了大多數人，調動了一切積極因素，有利於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也使我們看到人民的概念也是不斷變化的。

隨着歷史的推進，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國家已經進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期。我們要面向世界，迎接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建設“四化”、統一祖國、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任務，把劃分人民的範圍這個重大課題再一次提到全黨的面前。鄧小平同志集中黨中央集體智慧，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在豐富兩類矛盾學說中首先賦予人民這個概念以新的內容，把人民的範圍擴大了。

“一國兩制”這一科學構想說明：我們黨是把統一祖國、振興中華作為最高目標的。在這個目標下，凡是愛國者，都屬於人民的範圍，都應為祖國的統一、繁榮富強做出貢獻。

毛澤東同志在關於兩類矛盾學說中還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利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原則。“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把這一重要原則運用於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的實踐，從解決矛盾的方法上豐富了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科學地劃分人民的範圍，正確地分析兩類矛盾的性質，是解決矛盾的前提：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性質的問題，才能正確地處理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因此，毛澤東同志說：

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期，人民的範圍擴大了，人民的內部矛盾增加了新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妥善地處理這些矛盾，尤其是處理無產階級和擁護祖國統一的資產階級的矛盾，是關係到民族繁榮昌盛、祖國統一富強的重大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為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而不懈努力，力求找到一種最好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按照“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香港、澳門問題圓滿解決，中華民族蒙受的歷史耻辱得以洗雪，受到了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同樣，按照“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用民主的和平方法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也是海峽兩岸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因此，以“一國兩制”的模式，運用民主的和平的方法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的實踐，是在解決矛盾的方法方面豐富了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

自從中共中央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偉大任務以後，全國各行業都在探索研究什麼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這是一個很艱巨的課題，是一篇大文章，中國共產黨乃至全國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末，受到極“左”思想的嚴重束縛，思想僵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號召人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全國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為我們掃清了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障礙，解開了束縛我們前進的繩索。“一國兩制”的提出，是中共中央在理論上為我們的探索指出了正確的途徑。

“一國兩制”的設想，徹底衝破了“左”的束縛，衝破了過去的理論禁區，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提出了很有創造性的新構想。這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一國兩制”產生的過程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四化”成功之路不只是在導師們的經典著作中，更重要的是在我們未來的探索中。“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對我們以往信念當中的社會主義框框的重大突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鄧小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

總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裏並沒有為各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提供現成的答案和模式。我們的目標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國兩制”的構想，既符合中國具體國情，又利於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富強和人民幸福，這就給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添了新的內容。

正如鄧小平指出的：

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為實現自己的戰略任務，而同一切可以團結的階級、階層、黨派、團體結成的政治聯盟，它是無產階級克敵制勝、奪取革命和建設勝利的重要條件。無產階級專政總是一定形式的階級聯盟，無產階級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統一戰線理論主要是指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反對資產階級。

列寧在帝國主義時期將統一戰線理論發展為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在我國長期革命鬥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統一戰線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我國人民爭取革命勝利的一大法寶，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仍然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大法寶。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共產黨面臨三大任務：加快“四化”建設；爭取早日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三項任務是互相聯繫、相互促進的。要完成這三大任務，就必須適時地建立最廣泛的新的愛國統一戰線。新的愛國統一戰線的標準只能是愛國主義。只要愛國，“不管各種政治觀點，包括駡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

這就使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範圍、對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廣泛，我們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主權範圍內建立由內地（大陸）實行社會主義的全體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主義勞動者、愛國者，同個別實行資本主義的地區，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之間的聯盟，就是說要建立一個把一切有愛國心的人士都囊括進來的愛國統一戰線。因此，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是統一戰線理論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具體運用和發展。

“一國兩制”的構想，為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展示了輝煌的前景。

一方面，它的提出並實施必然是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大統一，使中華兒女不管穿什麼服裝，擁護什麼制度，信仰什麼主義，都聚集在祖國的旗幟下，生活在祖國溫暖的懷抱裏，再不受民族分裂、骨肉分離之苦。

另一方面，它的提出並實施，必然是加速中華的騰飛，促進民族的繁榮，實現祖國的昌盛富強，既能夠繼續保持香港、澳門和台灣的穩定、發展與繁榮，又可以使內地（大陸）和港澳台同胞互相取長補短，共圖“四化”大業。中華民族的振興，祖國的錦綉前景，必將展現在我們面前。

當今世界，除了我國沒有實現完全統一外，還有一些國家因某些歷史和政治原因，也沒有實現完全統一。由於這類國家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給本國人民帶來了種種的不幸和痛苦，也成為本地區不安定的因素，隨時威脅世界和平。這些國家的人民渴望着早日結束分裂的局面，實現祖國的統一。

但是，在如何實現國家的統一問題上，存在兩種方式：一是和平解決，一是武力解決。不僅如此，對於世界上出現的一系列國際爭端，也面臨用什麼方式來解決的問題。類似我國香港、澳門、台灣的問題在世界上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在緊張動蕩的國際局勢下，好多的歷史遺留問題確實是導致衝突的爆發點。不採取適當的方式，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會給當事雙方造成嚴重後果，進而影響到國際局勢的穩定。

“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從提出到實踐，已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獲得許多國家政界人士和輿論界的高度讚揚。

這一光輝思想充分顯示出中華兒女無比的聰明才智，顯示出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國內階級矛盾和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上高瞻遠矚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同時，也為世界和平事業做出重大貢獻。

接下來我就從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意思的事和你們說說。

我有幸參加了《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後來我經常在國內包括北大、清華作報告，他們提問題的時候，就會問到為什麼叫《澳門基本法》，那我接下來就講講為什麼叫《澳門基本法》。

這個要講到《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我當時在姬老那裏做秘書，所以很多事情都知道。英國人和香港人是最關心《香港基本法》條文起草的，因為他們知道聯合聲明簽署以後，中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中承諾的政策最終要由中國政府通過制定基本法來落實，所以我認為英國人和香港人是極關心和重視《香港基本法》的，當然我們也是非常重視的。

因為憲法第31條寫的是以法律規定並沒有寫明要起草《香港基本法》，所以關於基本法的名稱，當時就有幾位法律專家在姬老那裏進行小範圍的座談，我在旁邊記錄。

其中就議論，憲法之下不能叫憲法，有的人就提出叫“小憲法”，因為這部法律起草之後，在香港和澳門地位最高，起到類似憲法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提出叫“小憲法”。但有些人認為這個提法不行，因為人們萬一習慣之後不叫“小憲法”，將“小”字去掉，叫“憲法”，這就與國家的憲法衝突了。

後來也有人提出叫“根本法”，但是有人說“根本法”也不能叫，因為憲法才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大家一致認為“根本法”和“大法”的提法都不行，因為“大法”還是變相的“憲法”，因此大家達成一致，叫“憲法”或用“憲”字或用“小憲法”都不行，也不能用“根本”兩個字，也不能用“大法”，要避開以上三種提法。

後來有人建議說，起草這部法律就是要起到基本的作用，因此可以叫“基本法”。我記不太清具體是哪一位提出這一建議。當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我當時就認為叫“基本法”聽起來很彆扭，後來姬老說：

“一國兩制”本來就是新的東西，聽起來會很彆扭。大家提出叫“基本法”聽起來確實不太順口，但確實這部法律起的是這樣基本的作用，同時與憲法也不抵觸，既沒有“憲”字也沒有“根本”，又沒有“大法”。後來因為很快就要向上面的領導進行報告，以便落實成立起草委員會等事項，所以就暫定叫“基本法”，當然大家回去以後還可以繼續思考是否有更合適的名稱。

我當時負責上報這些文件，文件的內容主要包括起草“基本法”，同時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由香港和內地人士組成等。上報以後，這件事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李先念、萬里等國家領導人都批准了，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

文件批下來之後，由法律專家組成的小組再一次開會，有一位專家提出，他為這部法律想到了一個很好的名稱，結果姬老就立刻打斷他，說現在上邊的領導都已經批准了，你如果再提一個名稱是要報告還是不報呢？所以現在就不要提了，再好的詞也不能用了，因此這樣就定下來叫“基本法”。姬老又解釋說叫“基本法”是對的，因為這部法律確實起到了基本的作用。因為是新鮮的事物，所以聽着會有些彆扭，後來大家都接受了。

不像現在大家提起《澳門基本法》，聽起來都很熟悉了。以上情況是在《香港基本法》起草的過程中發生的，到《澳門基本法》起草的時候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因為香港通過了，澳門就不存在這個事情了。“基本法”這個名詞就是這樣由來的，我在很多的場合在回答提問時就和他們解釋“基本法”的來歷。為什麼不能叫“憲法”呢？因為它是低於憲法的，是不能與憲法相衝突的。

我經常遇到的還有一個問題：

根據鄧小平先生的指示，本世紀末我們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當然這一提法是否包括台灣在內是不確定的，但是肯定是包括香港和澳門的，所以中葡雙方就這個問題來進行談判。其中記得有一輪談判，葡萄牙提出澳門是否可以在2000年之後再回歸，因為是跨入一個新的世紀，他們就有很大的面子了。中方說不行，因為本世紀末是在2000年以前。

所以最後葡萄牙就提出了一個方案，我記得很有趣，提出能不能定於1999年12月31日舉行政權交接儀式，葡方第二天回去的時候就是新的世紀了，中國就可以宣稱是在本世紀末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而葡方也可如願在新的世紀開始之後再回去。後來中方談判說恐怕這也不是太合適，就答覆葡方，中國很重視過新年，這個日期不合適，大家都忙於打理過年事情，就沒有人注意到澳門回歸的事情了，所以中方不同意將回歸日期定於1999年12月31日。

當時周南副部長每次談判後，很多事情就通過我找姬老，我向姬老匯報說葡方希望將回歸日期放在月底，姬老讓我轉告周南說：

記得當時姬老還說了一句話，但是我沒有告訴周南，就是對葡萄牙一定要硬起來，不要外國人說什麼耳根子就發軟。姬老態度很堅決，不能等到月底，一定要在月底之前完成。

所以中方最後不同意葡萄牙提出的在12月31日的方案，總之就要在12月完成，所以周南副部長就建議在12月20日把這件事情完成，葡方可以回去過聖誕節，因為聖誕節對外國人很重要，我們也可以在年底籌辦一些慶祝活動，最後雙方就達成了一致意見。所以1999年12月20日，是商量的結果，不是基於歷史上的原因，你可以定在18日，也可以定在25日，都可以。因為這是一個雙方協商的結果，同時這也正符合鄧小平先生說本世紀末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指示。

另外，我要講的是當時我向澳督通報《澳門基本法（草案）》時的故事。

1993年3月1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澳門基本法（草案）》，在送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前，我受中央委託，向當時的澳葡政府通報《澳門基本法（草案）》的有關情況，交換意見。當時，澳督韋奇立先生很重視，在他的會客室親自與我交談。

在會議室內，我們寒暄了幾句後，就轉入正題。我先介紹《澳門基本法（草案）》的有關情況。澳督聽了之後，說《澳門基本法》的制定很重要，是澳門的大事，他一直很關注，每次公布的徵求意見稿和此次通過的（草案）文本，他都仔細閱讀過，對《澳門基本法》的框架結構表示贊同，並對起草委員們吃苦耐勞和認真負責的精神表示敬佩。

隨後，澳督問我，

我已聽出來澳督話中有話，便說了一句：

我們的對話停頓下來了，我覺察到澳督的臉色變得有點兒嚴肅，他沉思了片刻，開口說：

這時澳督停頓下來，示意要聽我的反應。我說：

看到澳督連連點頭，我止住了話題。

澳督接着說：

對此，我做了如下回應：

這就解決了不寫不設死刑，不一定代表今後就設死刑的問題。

澳督的臉上露出了笑容說：

其實後來澳督又問了一個問題，就是《澳門基本法》第9條關於葡文的問題。

葡文的問題當時在《中葡聯合聲明》中就有提到，他說第9條寫得很彆扭，就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澳督說這個聽起來很彆扭，認為可以把中文寫在前面，可以寫成中文和葡文都是官方正式語文，就是這麼簡單。說不要這樣翻來覆去，“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

後來我就開玩笑地和澳督說，

這樣解釋後，澳督也認可了。

我最後和澳督說，我帶的任務還未完，我接着說：

澳督立即問我：

澳督點了點頭，說：“明白了。”

澳督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高度評價了《澳門基本法》，他說，

在回答《澳門基本法》在過渡時期有何作用時，他說，

我們是大陸國家，喜歡用鐵路的術語，如“接軌”“銜接”，葡萄牙是以航海著稱的國家，習慣用“燈塔”“指引”之類的字眼，其意思很接近。人民日報等內地媒體對澳督給予《澳門基本法》的評價，特別是“在過渡時期起某種指引作用”的提法做了突出報道和引用。

記得在一次活動場合，澳督半開玩笑地對我說：

時隔多年，每當我回憶起這些往事，就覺得，澳門能夠平穩過渡，順利回歸，主要是國家的強盛，中央方針政策的正確，以及廣大澳門同胞的齊心努力，當然也是與中葡友好特別是當時的澳葡政府以及澳督本人的合作和配合分不開的。

因為《澳門基本法》裏很多寫到自行制定，澳門人當時很多不理解，認為自行制定等於什麼都沒有制定。我就和他們說，

包括這個賭業，《澳門基本法》中並沒有直接規定允許賭業，而是授權澳門特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

過去何鴻燊作為《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最關心這一問題，我和他說《澳門基本法》第118條已對此做了規定。他就和我說，賭博兩個字並沒有出現在基本法裏面，我後來跟他講，經過大家研究，認為《澳門基本法》裏出現賭博兩個字是不好的，而其中旅遊娛樂業就包括博彩業在內了。

所以《澳門基本法》中很多都規定自行制定的，自行制定就是基本法對這個事情已經考慮了，但是授權特區政府根據實際情況來制定相關政策。

與《香港基本法》一致，《澳門基本法》也明確規定：

為此，1990年12月，在《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的徵集和評選辦法》，成立了區徽圖案徵集和評選委員會。這項工作請起草委員會錢偉長副主任委員負責主抓。

1991年7月，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對應徵的782幅作品進行了預選和初選，預選是委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每人選出15套區旗、區徽。1991年12月，評選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對初選的圖案進行了評審，選出了區旗、區徽各三幅。1992年3月，《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對初選出的區旗、區徽進行了評選，結果選出獲一等獎的區旗圖案一幅，區徽圖案無一獲得1/2多數的通過。

1992年9月，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定，將得獎的區旗修改圖案和未獲得1/2票通過而得票最多的區徽圖案的修改圖案，提交《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審議。

在澳門區旗、區徽圖案的徵集、評選中，創作人和評委更多關注的是圖案的內容，而不是顔色。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旗面的紅色象徵革命。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也是紅色旗面，標誌着國家的統一。於此推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旗也應是紅色旗面。

記得有一天錢偉長副主任找我談話。

錢老是我尊敬的長輩，他的思考和一番話令我深受感動。我問錢老要我做什麼，錢老說：

姬老聽了我的匯報，沉思了一會兒，說：

我似乎摸到了姬老的底牌，但我向錢老匯報時沒敢說“紅花有綠葉相配”。我知道錢老為了綠色的區旗先後找了許多評委和草委交換意見，做工作。澳門的黃漢強草委緊跟錢老，積極活動，與評委和草委們談心。1993年1月15日，在《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上，起草委員們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徽投了自己神聖的一票。

其中五星是代表統一的中國，三朵含苞待放的白蓮花象徵澳門特別行政區由三個島組成，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中綠色代表祖國大地，平和而富有生氣。

區徽呈圓形，綠色，其中圖案和綠色的含義與區旗相同。

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徵集和評選歷時兩年多，其得來是不容易的。內地及港澳的大批美術家、藝術家為此無私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評委和草委們求真務實、不辭辛苦的工作精神，尤其是我們尊敬的錢偉長老人家的遠見卓識及認真負責的高尚品德至今令我深受感動、敬佩。

我走進錢偉長副主任房間恭喜祝賀。我說：

1999年初，我奉命去北京出席中央關於澳門政權交接和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主任會議，會議由國務委員兼國務院辦公廳秘書長王忠禹主任主持，其中一個議題是，澳門回歸，特區政府成立，中央要向澳門贈送什麼紀念禮物。參照1997年中央給香港贈送的是三米高的金紫荊花，效果很好。大家不約而同贊成給澳門贈送三米高的金蓮花。中央的禮品定下來了，要及時向全國各省市通報，以便各省市製作禮品時參考。

9月金蓮花已鑄造好，運到澳門後要擺放在何處成了問題。有關領導多方面聽取意見，決定安裝在綜藝館附近的露天地方。因為政權交接、特區政府成立都將在同一地區舉行，該地區又是市中心地帶。也正巧在綜藝館右側有一面積很大的工地，堆積了許多建築材料和工具，但尚未動工，也沒有圈圍，很適合擺放金蓮花，因為我是籌委會副主任，下一步的工作自然要我來完成了。

經過了解、摸底，這塊地盤是澳門娛樂公司的，已規劃建造商品住房，由於當時房地產形勢不好，娛樂公司遲遲未開工建樓。有人建議我直接找娛樂公司總經理何鴻燊先生商談、借地。何鴻燊總經理在葡京他的辦公室接待了我。

我們相互問好，何老闆(我已習慣背後稱他“何老闆”)半開玩笑對我說：

當我說到想把中央的禮品金蓮花安裝在綜藝館右側的空地上時，何老闆打斷我的話說：

前後不到半個小時問題解決了，我愉快地回到新華社大樓向各位社領導報告喜訊，大家都為之高興。

我又一次去葡京約會了何鴻燊總經理。我說明了來意，何老闆半開玩笑地說：

我們的會談快接近半個小時時，我起身告辭，拉着何老闆的手說：

本想還說下面一句“新華社和我本人會記住何總經理的功勞的”，何老闆打斷我的話說：

回歸以後，大約是2000年上半年，在一次社交活動中我見到了老朋友何鴻燊先生。我說：

我答應了。不久我回復何老闆：

至此，我的任務完成了，畫上了一個句號。

1997年8月初的一天，澳葡政府政務司高樹維先生約我到他辦公室，由於我們兩人都應邀出席了那年6月30日午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見證了歷史性的一刻。之後，政務司陪同出席儀式的澳督韋奇立飛往理斯本。當天一見面，我們的話題很自然地首先談到的是香港的政權交接儀式，我們都讚賞儀式隆重，會場布置莊嚴，程序得體，是一個成功的範例，值得1999年澳門回歸時借鑒。

我們的談話停頓了一下，政務司開始一本正經地說：

我意識到政務司將有重要的信息向我傳遞。我說：

政務司胸有成竹地說：

很顯然，葡萄牙人只是不願意降旗時有掌聲，也不高興有差異。其實平等是相對的，差異是絕對的。升和降本身就是對立的。對此我一直將這件事記在心裏，臨近回歸的日子，我在一次相關的會議上，強調要保證20日零時五星紅旗升起、飄揚，就得將降旗和升旗銜接得很緊凑，以秒計算，而不是以分計算，中間不得拖拉，因此，在降葡萄牙國旗時先不鼓掌，而在五星紅旗升起後再鼓掌。

時至今日，葡萄牙朋友未必知道我的這份良苦用心，如果以後有一天能有機會見到這位葡萄牙老朋友，我一定向他“表功”，我會對他講：